我所走过的治学道路

　　戴逸（1926—），江苏常熟人。1948(年进入华北大学学习，全国解放后在中国人民大学革命史教研室任教。著有《中国近代史稿》《乾隆帝及其时代》等。
　　我是江苏常熟人，于1926-年生。我从小生长在一个学术文化空气比较浓厚的环境中。老师、亲友中有的是南社诗人，有的是清朝秀才、举人，都能诗善文。江南著名的藏书家铁琴铜剑楼瞿氏是我家的近邻。从小耳濡目染，使我对祖国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喜欢学习古典文学、诗词和历史。
　　尽管我青少年时代酷嗜文史，但于1944年，却考进了上海交通大学铁路运输系。因为，在旧社会，读文史没有出路，毕业就是失业。同时，在日本统治下，也没有像样子的文科大学，所以只好违背自己的志愿和爱好，进了交大。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复校返京，我渴望能够进入这一著名的学府，学习素所爱好的文史专业。在强烈的求知欲冲动下，我不顾家庭和亲友的劝阻，毅然放弃了在交大的两年学历，于1946年重新投考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
　　进了北大，听到许多知名学者讲课，接触了丰富浩瀚的图书，在我面前，瑰丽的知识宝库放出光辉的异彩。我立志献身于学术研究，废寝忘食地学习着，恨不得一口吞下全部知识。在北京大学这座素有科学与民主传统的学府里，我不仅奠定了一生学术研究的基础，更受到了浓郁的民主气氛的熏陶，投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在经历了“沈崇事件”引发的学潮、反饥饿反内战等运动以后，我在1947-年参加了民主青年联盟，并当选为北大学生自治会理事，又参加了进步社团“南北社”。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开展，在当时的北平，进步学生遭到通缉、逮捕，在1948-年的“八一九”黑名单上，我也被列入其中。为了避开政治迫害，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我离开北大前往解放区，进入了当时设在河北正定县的华北大学一部学习。1949-年，当我随同华北大学回到北京时，这座古都已获得了新生，正在准备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50-年，华北大学改为中国人民大学，此后我一直在这座学校里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一个学者在选择自己的学术方向时，一般都是出自自己的志趣，但我却与众不同。回顾自己的治学道路，是沿着逆向回溯的路径进行，即由近而远，由今至古。最初我从事党史和革命史研究，稍后研究中国近代史，一步步往前推移回溯。清史是我毕生研究的专业范围，前半生研究中国近代史，属于晚清时期；后半生研究鸦片战争以前的清史，属于清前期和中期。这都是根据组织的安排和工作的需要不断变换研究课题的结果。
　　从华北大学结业后，我被分配到该校一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担任著名党史专家胡华教授的助手。解放之初，为了配合全国范围兴起的学党史、学革命史的热潮，我以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形式写作了《中国抗战史演义》，还与彦奇一起协助胡华编写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们将所得稿酬捐献给志愿军购买飞机。
　　1952-年，我被调到人民大学新成立的中国历史教研室承担近代史教学工作。当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工作刚刚起步，虽有范文澜、胡绳等人所著的质量很高的著作，但还没有一本完整的适合教学需要的讲义，资料也很缺乏，近代史领域还是一片荒芜。高等学校的教学缺少合适、详尽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在实践中我感觉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亟待开辟，我抱着拓荒者的心情，投入工作。那时的教学任务很繁重，由于缺乏教师，1954-年我还不得不承担研究生的近代史课程，难度很大。我的全部心血和时间都倾注到备课上去了。当然，个人的成长离不开集体和社会。我有幸的是置身在一个组织得较好、学术气氛较浓厚的学术集体中，1957-年前，环境很安定，得以致力于学术研究。我更有幸生活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解放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受到重视，发展很迅速，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和大量资料，近代史的研究队伍也不断扩大。“水涨则船高”，个人业务水平能有所进步，有赖于集体的协作和整个历史学界研究水平的发展。
　　我当时有志于写一本较详细的中国近代史稿。青年时期，精力充沛，《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38-万字，在兼任教学的情况下，不到3-年时间就完成了，于195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填补了这一史学领域的空白。1959-年，我应邀参加了全国群英会。此后，政治运动多，用于研究的时间少了，直到1964年，才完成了第二卷的初稿40万字。“文化大革命”打断了我的研究工作的进程。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期，被剥夺了从事研究工作的权利。由于我和别的同志在多年前以星宇的笔名写过《论清官》一文，因此，遭到了批判、围攻。1973-年，我从干校返回北京，开始研究早期的中俄关系史，以后又研究1840年以前的清史，这段历史是我国历史研究中较为薄弱的环节。
　　十年动乱结束后，人民大学复校，我受命组建清史研究所。这是遵循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的指示，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着手筹建的研究机构。从此，由于工作的需要，我的学术研究重点又转移到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历史。清史所的任务和长远目标是编写大型清史。为了培养和组织清史研究队伍，并满足社会上学习与研究清史的需要，我与清史所的同志经过几年的努力，编写了《简明清史》第一、二册，于1980年、1984-年出版后，先后被评为国家教委的全国优秀教材，并获得了吴玉章奖。
　　我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工作，后来，又从事清史研究工作。我在治学方面的一个重要体会是：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历史的实际相结合，一方面要勤奋刻苦，掌握大量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决不能贪省力、抄捷径、发空论；另一方面又要经常阅读理论书籍，提高理论水平，培养和锻炼分析历史问题的思维能力，避免陷入罗列材料的烦琐主义。
　　易代修史、盛世修书是中国数千年来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正是这种传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具有连续历史记载的国家，也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从古至今传承未绝的唯一文明。修纂历史，具有文化、历史、学术、现实等多方面的意义，清史的编修在今天尤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清代距离今天很近，对现实社会具有重要的影响，要了解中国的国情并根据中国的国情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非要对清代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不可。修纂清史在文化史上的意义更是非同一般。说清朝的文化贡献要举出《四库全书》《明史》，说明朝的文化贡献要举出《永乐大典》《元史》，21-世纪的中国编修清史同样是一代盛典，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国内的清史研究界在经过了几十年的积累之后，已经具备了编修大型清史的条件。修纂清史，正其时也。我这个在党的关怀下走过了大半生治学道路的老史学工作者，能够身逢修纂清史的历史机遇，参与当代具有标志性的这项文化工程，深感是一幸事，对此充满信心。
　　（作者系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