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样走上音乐道路

　　秀丽的江南是我的家乡。在我童年的时候，镇子上的人们经常凑到一起演奏江南丝竹乐。那悠扬的笛声，柔美的二胡，常常把我吸引去，久久地听着他们的演奏。到了十来岁，我也跟着他们学吹笛子，学拉二胡，学会了《老六板》《梅花三弄》《行街四合》等曲子。从小，我对那带着浓厚江南特色的丝竹乐发生了兴趣。
　　一九三二年，在我十四岁时，到上海一家百货公司去当学徒，经常可以听到广播的音乐，但都是那些流行歌曲，我并不喜欢。一九三五年冬，“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后，上海掀起了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我参加了一次群众歌咏大会，非常激动人心。当场就参加了这个歌咏会组织。在歌咏活动中，我认识了吕骥、冼星海等同志，并参加了他们举办的教歌指挥训练班。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把我带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九三八年，我到延安鲁艺音乐系学习，吕骥、冼星海等同志是我的老师。次年夏天，吕骤同志带着我们鲁艺一批师生，渡过黄河，深入到敌后去，我在华北联大文艺部音乐系学习、工作。
　　一九三九年冬，我们住在阜平县花山一个小山村里。一天夜间，轮到我值班站岗，我荷枪站在村边的一个小山头上，皎洁的月光，照着白雪覆盖的村庄和山川，非常宁静，非常明亮。虽说我们身在华北敌后，却看到了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仍然这样巩固。于是，一首歌曲从我的脑子里涌现出来。
　　晋察冀，晋察冀，模范抗日根据地。
　　这里高山起伏平原千里，到处都是我们的好土地。
　　敌人占了我们的铁路线和大城市。
　　广大的乡村都在咱手里。
　　……这是我创作的第一首歌曲。《晋察冀》写成发表后，很快在边区传唱开来。我的创作就是这样开始的。那时我们和人民群众战斗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思想情感息息相通。我用歌曲朴素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思想感情，引起了群众的共鸣，所以他们爱唱。后来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我和钟惦棐同志合作写的《打击顽固分子》，在边区民主建政运动中，和牧虹同志合作写的《选村长》，以及后来我在反“扫荡”斗争中创作的《战斗生产》，都是这样产生的。
　　歌中所写的抗日军民在敌后抢收抢割，广泛开展地雷战、游击战，英勇打击敌人：以及日伪军到处挨炸挨打的狼狈相等，都是我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的。这些歌曲很快在全边区广泛流传，受到群众的欢迎。那时，我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思想情感比较敏锐，创作的欲望比较旺盛，心中也没有什么框框和顾虑。只是自己所受的专业训练太少，音乐和文学素养都很不足，有田时虽有满腔热情，想把看到的战斗生活用歌曲表达出来，但苦于找不到恰当的词句和旋律。我感到生活确实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没有丰富的生活积累，任何文艺作品都写不出来。但要写出好的、水平比较高的、能经得住长期考验的歌曲，确实还需要有较高的音乐、文学等方面的素养。
　　首歌曲篇幅虽然很小，但它的容量却很大，既要概括时代的特点，又要写出人民的真情实感，立意要新，感情要深，曲调还要好听，这样才能让人越唱越爱唱，经久难忘。一九五○年我写《歌唱祖国》时，用了一年多时间的酝酿才写出来。由于感到自己的基础很差，五十年代我下决心到中央音乐学院干部进修班去学习了四年。通过学习，我扩大了眼界，认识到音乐这门艺术历史很悠久，领域宽广，古今中外积累下来的音乐名作非常丰富。又认识到学习作曲必须掌握许多门理论知识，光靠自已在创作实践中积累的一点点经验是不够的，必须勤奋地刻苦地学习，才能逐步提高创作水平。
　　（作者1938年就读于鲁迅艺术学院，毕业后任教于华北联合大学音乐系。本文选自《长留篇什继风诗：中国人民大学80年散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