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叔阳，1938年生，河北保定人，当代著名剧作家、作家、文学家、诗人，笔名舒扬。195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1960年毕业后先后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今河北师范大学）、北京中医学院（今北京中医药大学），1978年调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国家一级编剧，1979年起历任中国作协理事、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等，现任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影视艺术研究院院长、北京电影学院客座教授等。1978年发表处女作《丹心谱》，著有《左邻右舍》、《夕阳街》、《春雨潇潇》、《中国读本》、《西藏读本》等。其作品被翻译成英、德、法、俄、西班牙、日、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等外文，以及维吾尔、哈萨克、蒙古、西藏、朝鲜等国内少数民族文本。其中《中国读本》以15种文字出版，在世界发行1200多万册，成为中国图书“走出去”的范例。他的作品多次获得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华表奖、文华奖、金鸡奖及全国作协短篇小说奖、散文奖，人民文学奖、乌金奖等，2010年7月获得联合国艺术贡献特别奖。
初见苏叔阳老师是在他的家中，苏老师热情地招呼我们，一直带着温和的笑容。他已有了银发，却精神矍铄，“人至暮年志不减”用来形容苏老师一点也不为过。回忆起自己这些年来的故事，79岁的苏叔阳与我们侃侃而谈。
“为何干之老师做助教是很大的幸运”
苏叔阳和人民大学的缘分开始于1956年，他进入人民大学党史系学习，那也是党史系成立的第一年。本科毕业之后，苏叔阳留校任教了两年半———说起在人民大学度过的这六年半时光，他如数家珍。
本科毕业留校后，苏叔阳为何干之做助教，“跟着干之老师工作是很大的幸运，他不太爱说话，可字字珠玑。”在何干之的课上，苏叔阳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要看小册子！”，何干之十分反对学生看“不正规的小册子”，他总是对学生说：“你们是专业的，你们的教科书就是《毛泽东选集》。”
当时中国理论界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缺乏生动的、自己创造的革命理论，中国革命的理论和中国建设的理论到底是什么？这是摆在时代面前的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何干之开设了“中国革命与建设”这门课，苏叔阳就是这门课的助教。当时正值“大跃进”时期，苏叔阳和大部分学生都被派去劳动了，由于何干之开的这门课，苏叔阳和学生们才被重新拉回了课堂。何干之备课很认真，在课上通常直言不讳，苏叔阳说：“如果把干之老师上课的内容记录下来，直接就能写就一篇极好的论文。”
作为一名理论家，何干之有勇气、有担当，敢于直面社会问题，真正做到了将理论联系实际，这对苏叔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后来的人生里，苏叔阳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即便是在遭遇困难之际也毫不畏惧，坚守在文学创作的阵地上。
“中华文化的一张名片”
苏叔阳在人大度过了六年半的时光，但直到五十岁，他才真正明白人大教给了自己什么。那时，他正在进行《中国读本》的创作，这本书的创作过程十分不易。当时苏叔阳正处于与癌症病痛的抗争之中，三次患上癌症没有把他击倒，反而给了他更好地面对生活的勇气和决心。回忆起那段经历，苏叔阳坦然地说：“我今天散步、吃中药是为了明天继续散步、吃中药，这日子还有什么意思呢？没意思！我总得找个活儿干。”就这样，苏叔阳决定接受中宣部的邀请，撰写《中国读本》。
《中国读本》被誉为“中华文化的一张名片”，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从中国走向世界。《中国读本》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苏叔阳认为，离不开母校给予自己的精神养分———实事求是、谦逊严谨的学风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精神底色。从事文艺工作后，苏叔阳更加明白了“学问是众人之事”，要把个人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谈到为何从高校教学转入了文艺界，苏叔阳提到了《丹心谱》。《丹心谱》是他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它的成功完全是在苏叔阳意料之外的。写作原本只是他在教书之余的一个爱好，当时的苏叔阳正在中医药大学教书，选取了冠心病新药的研制作为写作题材，用以歌颂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没想到的是，《丹心谱》一经发表就在文艺界广受欢迎和好评，被誉为“中国话剧史上的百年转折”。
因着这个契机，苏叔阳被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在这里，他陆续完成了《左邻右舍》、《夕阳街》等名作。
“首先要好好地为着死，才能好好地为着生”
“我特别想告诉在校的青年学生们一句话，‘首先要好好地为着死，才能好好地为着生’，这是周恩来19岁在日本留学时做的一首诗。”这句话对苏叔阳的影响很大，“活着是为了什么？是要好好地为着你的理想。周总理讲的这个意思，我到四五十岁时才明白。”
五十六岁时，苏叔阳第一次患上癌症，或许是在与绝症一次又一次的抗争中，苏叔阳更加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懂得了如何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基于这样的信念，病魔也没有阻碍苏叔阳前进的脚步，他时刻不忘他的理想，坚守在文学创作的岗位上。眼下苏叔阳正在准备以遵义会议为主题拍一个故事片，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二万五千里长征最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人最难得的就是一辈子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苏叔阳一直坚持自己热衷的事业，似乎就没有闲下来过。他常常说，自己其实就是一个闲不住的“艺工”———就是这样一个闲不住的“艺工”，为中国文艺界注入了一股蓬勃厚重的生命活力，然而他自己却要求得很少，不求名与利，时刻不忘回报祖国、回报家乡。《中国读本》在国内外畅销，但苏叔阳只拿很少的稿费，他将剩余稿酬全部捐了出去，其中大部分用于两次四川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
尽管离开人民大学已经很多年了，但苏叔阳始终不忘母校的建设与发展。在八十周年校庆之际，苏叔阳这样表达对同学们的期望与希冀：“要抓住在学校里这几年的学习机会，这是非常难得可贵的。因为在我们中国的大地上，有这么一所学校，一直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坚定地培养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员。我们应该以此为傲。”